十老之一張元濟

　　1947年的中國，四處彌漫著內戰(zhàn)的硝煙。國民政府在軍事上連吃敗仗，經濟上也逐漸陷入困境，生產萎縮，市場蕭條，物價不斷上漲。人民群眾反饑餓、反內戰(zhàn)的呼聲日益高漲。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，北平、南京、上海等地工人和學生抗議示威活動此起彼伏，聲勢浩大。越來越多的社會知名人士也加入其中，發(fā)出自己的聲音。

　　國民黨暴力鎮(zhèn)壓學潮

　　1947年5月20日，集合在南京的寧、滬、蘇、杭的6000多名學生向國民政府請愿，在珠江路口與軍警搶奪水龍頭時的場景。

　　1947年5月，中共中央上海局根據(jù)中央關于群眾運動的指示，決定利用紀念五四運動的機會，將各校分散進行的斗爭逐步匯合起來。劉曉、劉長勝、沙文漢等中共中央上海局領導一致認為：此時在南京、上海、北平等大城市發(fā)動一次震驚中外的反饑餓、反內戰(zhàn)運動，將群眾斗爭推向新高潮的時機已經成熟。在各地黨組織的統(tǒng)一領導下，南方和北方的多所大學都積極行動起來，準備組織一場統(tǒng)一的抗議活動。

　　5月15日，南京各大專院校的學生3000余人走上街頭，在向饑餓宣戰(zhàn)！向制造饑餓的人宣戰(zhàn)！的口號聲中，云集到國民政府教育部門前請愿。面對洶涌的學潮，國民政府采取高壓措施，緊急頒布《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》，嚴禁10人以上的請愿和一切罷工、罷課、游行示威。

　　但學生們并未退縮，南京、上海、北平等地各院校學生都于5月20日舉行了游行。其中，集合在南京的寧、滬、蘇、杭的6000多名學生向國民政府請愿，提出增加全國教育經費等5項要求。學生們高唱著《團結就是力量》，一路高呼口號向前進發(fā)。當天恰逢國民參政會開幕，國民政府早已布下重兵、嚴陣以待。當游行隊伍到達珠江路口時。軍警突然發(fā)動襲擊，制造了極大的混亂。當場受傷的學生達104人，重傷19人，被捕28人，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五二○血案。

　　五二○血案發(fā)生后，國民政府并未停下迫害學生的腳步。在北平、天津、上海等地舉行的聲援活動也都有特務、軍警的干擾，學生們遭到毒打和逮捕。

　　面對敵人的進攻，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五二○血案發(fā)生當晚就召開緊急會議，研究對策，決定要更廣泛地發(fā)動學生、群眾，以更充分的組織和更有力的抗議向當局發(fā)起反擊，號召各地愛國學生進行總罷課；同時也要廣泛爭取社會各界特別是知名愛國民主人士的力量，以各種形式支持和聲援學生運動。

　　各界名家聲援學生

　　1947年5月20日，北平各院校和部分中學的1.5萬人上街游行。

　　五二○血案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，各界人士紛紛起來聲援。從5月21日起，教育、文化、工商各界和中國民主同盟、中國民主建國會、中國民主促進會等民主黨派接連集會，強烈譴責國民黨當局的野蠻行徑，要求釋放被捕學生。一個月內，在報刊上發(fā)表署名文章，聲援愛國學生的教授、作家、知名社會人士就達到400余人，參與營救學生工作的律師和有關團體負責人等也有200余人，形成了強大的社會輿論浪潮。

　　在這股聲援和抗議的浪潮里，上海各大學民主教授聯(lián)誼會是其中一支十分活躍的力量。中共中央上海局通過這一組織發(fā)動上海交通大學、復旦大學等學府的著名教授舉行罷教或聯(lián)名發(fā)表書面意見，譴責國民政府，要求釋放被捕學生。其中，由陳叔通、張元濟、李拔可、唐文治、張乾若、葉景葵、胡藻青、項蘭生、陳漢弟和錢自嚴，10人聯(lián)名上書時任上海市市長吳國楨、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的事件引起轟動。

　　這份上書是由陳叔通起草，內稱：夫學潮有遠因，有近因，遠因至為復雜，姑置不論，近因則不過是學校以內問題，亦有因生活高漲，痛齒切膚。而推源于內戰(zhàn)，此要為盡所同情，政府不知自責，而調兵派警，如臨大敵。更有非兵非警參與其間，忽而毆打，忽而逮捕學生亦人民也，人民犯罪有法庭在。不出于此，而于法外任意處置，是政府先已違法，何以臨民？并提出將逮捕學生速行釋放，由各自學校自行開導的要求。

　　當時上?！洞蠊珗蟆芬浴妒仙蠒窞轭}對此事進行了報道。

　　上書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，是因為這10位都是社會名流與大家，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與號召力。10位都已是耄耋之年，德高望重的老者說話更有分量。如今，連這些本該安享晚年的老人們都憤然而起，為學生們說話，其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可想而知。

　　吳國楨、宣鐵吾等對此大為惱火，但懾于他們年高德劭，在社會上有很高聲望，吳、宣二人不敢妄動，便想采取茶話會形式請他們去談話，但都被拒絕。最終，國民黨當局迫于輿論壓力，不得不釋放全部被捕學生。

　　十老上書反映了國民政府失道寡助、陷入孤立無援的窘境，也說明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對學生運動的普遍同情與支持。10位老人里，論威望和資歷最高者，當推商務印書館原董事長張元濟。

　　張元濟時年80歲，從商務印書館退休多年。抗戰(zhàn)期間，他不與日本侵略者合作，蟄居滬上以鬻書賣字糊口。好不容易盼來上海光復、抗戰(zhàn)勝利，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國內戰(zhàn)爭不斷升級，和平恢復無望的嚴峻局面。居高不下的軍費開支引發(fā)巨大的財政赤字，進而導致惡性通貨膨脹，使得包括商務印書館在內的許多民族企業(yè)繼續(xù)陷于困境，無法重獲生機。原本早已對外宣稱身在江湖的老人再也無法安心。一直謹慎避免參與政治的張元濟，能夠和另外9位長者一起，一反常態(tài)地打破沉默，公開對國民政府提出批評，可知他們心里對于當局的不滿已到了怎樣的地步！

　　1952年9月，陳叔通在北京向有關部門匯報了當年十老上書一事，提請中共中央妥善安置這些老者。中央有關部門向教育部部長馬敘倫深入了解此事。隨后，馬敘倫寫了一份材料，發(fā)函送達上海。除已故的陳漢弟、葉景葵、李拔可，在上海的張元濟等6人、在北京的陳叔通都得到妥善安置。